南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

(2011-06-19 06:09:34)

近日，南科大曝出内部忧患，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。港科大老师认为朱清时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，应当先将教师团队、培养方案、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再行招生。然而朱清时称内地优秀人才争夺激烈，可边干边修，不能完全坐等。（华西都市报6月19日）

从今年4月底到现在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南科大消息，大多是“负面”的——4月底，深圳组织部门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，让人们对南科大的“去行政化”改革前景生疑；5月，教育部门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本年度高考，让南科大此前高调进行的“自主招生、自授学位”改革顿生变数，好在45名南科大学生坚持不参加高考；而现在，几名“港援”的撤离，更让人觉得南科大改革陷入迷茫之中。

然而，在笔者看来，这是南科大改革中必然遭遇的一系列困境，南科大只有化解这些困境，方可从体制中突围。对于教育部、深圳市、朱清时校长和南科大师生来说，当下是会诊南科大改革的“好时机”，如果处理得好，南科大可能走出先前的困顿，而如果依旧思路不清晰，南科大的路将越走越窄，当前的迷茫可能演变为危机。

援助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与朱清时校长之争，某种程度上说，是如何推进内地教育改革之争。香港科技大学教师们的理念，其实很清晰，就是在举办一所新大学之前，必须把基本制度建立好，并基于基本制度，构建教师团队，由教师团队参与学校学科、专业的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，在这种情况，学校再招生，就顺利成章。不会存在眼下学生已经进校，大学章程却未制定好，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还模糊不清，学校的课程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。实际上，笔者也多次撰文，呼吁南科大应该先有大学章程，再基于大学章程，组建大学理事会、遴选校长、规范校长的权责，以及组建教师团队等等。

然而，朱清时的做法也不无道理，如果等待一切制度都设计好，也许黄花菜都凉了。前车之鉴是，1993年制定好的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，很多的条款，直到2010版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颁布时，都未落实，其中包括到上世纪末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GDP的4%，以及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。另外，1999年1月1日施行的《高等教育法》早已明确规定大学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，但至今无一大学拥有。在中国内地，举办一所新大学，不像香港地区。因为其外部环境十分不同，香港地区的教育管理没有内地这般严重的行政化问题，所以，港科大的校长、教师们，是不清楚内地的教育问题的。

对于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改革来说，目前缺的不是理念，也不是口号，而是行动。与港科大教师认为朱清时先生在喊口号不同，我认为朱清时是在以实际行动，推进喊了多年口号却始终没有实质进展的改革。——如果要说喊口号，内地比朱先生口号更响的太多了，比如，始于1987年的素质教育口号，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减负口号，还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口号——其坚持的“自主招生、自授学位”改革，目前就在以学生的实际行动，一步步推进这一改革。

从内地高等教育改革看，人们很期望有至上而下的改革，有整体的方案，系统的推进步骤以及方案不落实的问责措施。社会舆论对国家《教育规划纲要》充满期待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。香港科大的教师，给出的也是这种建议。但是，毋庸讳言，自去年《教育规划纲要》颁布至今，人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从上至下系统推进改革的迹象。南方科大近期出现的系列问题，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。

确切地说，国家《教育规划纲要》明确要求大学校长没有行政级别，可新建的南科大居然又有了两名局级副校长；南科大筹建近四年，居然没有南科大章程，只是在前不久刚颁发《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且这一办法有很多不完善、不明确之处，这根本不是朱清时的责任，而是作为举办者的深圳市政府的责任。如果有南科大章程，还会有现在这些争议吗？在这种情形下，推进改革，可能要寄望不完美的“倒逼机制”了，就如现在舆论期待生源危机“倒逼”高校改革。

当然，朱清时校长也有自身的问题，这就是在校内怎样建立民主管理、决策机制，从自身做起，去行政化。在校内的教育、学术管理与决策中，做到自己的行政权和教育权、学术权的分离，充分尊重教授在教育和学术事务中的发言权。对于一所要探索出中国高等教育全新道路的大学来说，内部的民主管理、团队的齐心协力和学校的教育质量，是学校争取发展空间的基础，离开了这一点，就是“倒逼”改革，也无从谈起。如果有校内的学术民主管理，大家对学校的未来发展畅所欲言，也容易形成共识，而非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。

南科大45名学生已经给南科大的改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，接下来，如果朱校长要坚守，并推进改革的话，应该认真思考建立管理团队，组建教师队伍，完善课程体系等问题，真正推行教育自主和学术自由，有了高质量的教育，南科大的”自授学位“改革，才能起到一定的效果。质量是南科大改革的生命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