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活动室的时候，不想有个“他”看着我

吴亦明 铮锋媒体工作室 2018-10-12原文

我现在坐在监控摄像头下赶稿子，感觉像是在考场上仓促答题，监考老师悄悄走到身后瞄我的答题卡；我屏住呼吸，假装没发现老师，老师不一会就走开了——可监控摄像头一直在那里。在宿舍活动室和自习室被装上监控摄像头之后，我至少能知道它在那里——这就是我能享受到的全部知情权。学校处处都是营建修缮项目，大小诸事都发邮件告知一声“给广大师生造成不便，敬请谅解”。可这次没有经过公众咨询，没有张贴告示，没有发邮件，我该怎么“谅解”你呢？

据说活动室、自习室是“公共空间”，所以装监控摄像头“合情合理”。那么，活动室、自习室到底是不是公共空间？虽然公私界限如何划分在某些特别场景是有争议的，但对于大多数情形，空间使用者约定俗成的行为本身就足以区分。许多同学在自习室、活动室都没有穿戴整齐，但在教室、在食堂，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如何恰当穿着。这说明对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，同学们都是分得清的，不需要外来的权力指手画脚。事实上，宿舍作为一个高度压缩的生活空间，许多在通常居住条件下在室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，如把饮料放进冰箱里，从饮水机里打水，都很难在寝室内完成，正因如此，自习室、活动室才被同学们看做寝室内的私人空间的自然延伸。不很恰当地类比，活动室、自习室相当于你家的客厅和书房，即便没有卧室那么私密，也与“公共空间”的概念相去甚远。

当然，我并不否认活动室、自习室有公共性，正如我在力图劝说一部分人不要忽视它们的私密性一样。只是说，活动室和自习室没有“公共”到可以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地步。不然，按照他们的逻辑，在寝室安装监控摄像头也挺“合情合理”的，毕竟南科大的学生宿舍一般都不是单人间，公共性也是有的。

这件事情让我忧虑的是，一个不断“向内收缩”的图景逐渐呈现在眼前，就像恒星在引力作用下坍缩一样。起初，学校大门被装上门禁，以防“无关人员”进出校园。随后，宿舍门口被装上闸机，把非本栋的同学拦在门外。在“混宿”事件之后，每层楼的楼道装上门禁，每间寝室的门口装上门禁。即便如此，各级圈层之间难免留有空隙，比如校门与宿舍门之间，楼层门与寝室门之间，则要靠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来填补。

这个全方位无死角的管制措施有时能得到民意的支持，因为它被塑造成了“安全”的化身。但现在我们至少清楚一点，它根本不是什么民意。尽管有同学在湖畔二栋搜集了上百份意见，八成的学生不同意在活动室、自习室安装监控摄像头，也大概不能阻止工程人员今天就开始安装，正如一位领导说的：“不要说无效的话了。”

既然如此，如恒星坍缩般“向内收缩”，甚至不顾反对地吞噬私人空间的持续动力是什么？与校园自发形成的联结相反，“向内收缩”的趋向不见得是内在于社会的，而只是外力作用产生的表象——其实质是威权的扩张。在威权体系下，管制者似乎拥有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，但与此同时，往往被要求承担超乎职责本身的无限连带责任。以“现代化治理”的名义建立起一套全方位无死角的管制机制，就成了制度下的最优解。

在这个“现代化治理”的图景里，每个人都被分门别类。而当一个人没有沿着既定的轨道落入某个固定的位置时，比如在楼层里，却不在宿舍里，就需要监控摄像头来消除管制者所不可接受的行为的不确定性。当面对同学质疑在活动室、自习室安装监控的合理性时，那位领导是这样反问的，“假设自习室有人打架，想了解原委的话，光靠外部的监控是否够（？）”“或者其他伤害事件呢？”“如果有一例非常严重的呢？”领导不关心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，不关心安全与自由、隐私和尊严之间的平衡，因为管制者不是要控制不确定性，而是消灭不确定性。这正是当今中国式“现代化治理”的吊诡之处——有学者指出，统计学是现代治理术的基础，然而，一方面，数字化的、分门别类的管理，无所无在监控摄像，正是“统计学”治理的集大成者；另一方面，这个治理体系却不是以风险控制——统计学的基本思维模式——为基础的，而是要不惜代价地消灭风险。

以威权扩张为动力，这个管制网络尚未覆盖的任何一处死角都会被迅速填补。按照此图景推演下去，我们所能看到的未来，将一如奥威尔所描绘的那样。出于对时局的判断，我们仍不得不继续面对这样一个被“现代化治理”之外力所扭曲的“向内收缩”的图景，至少它的一部分可以被看做是我们为“公共安全”付出的必要的代价。但这不意味着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蚕食所剩无几的私人空间：说“不”的时候到了！

作者：吴亦明

编辑：呆瓜

排版：金金

图源：网络